格格党

《地之子》，认为后者似乎较前者厚重；但由媒介反应和读者接受的情况看，前者受欢迎的程度远在后者之上，不知何故。我回答说，两本书的写作，投入确有不同。写《北京：城与人》，缘起只是几篇1980年代初的“京味小说”。在我的学术作品中，这本书写得最轻松，甚至没有做必要的文献准备。它的“受欢迎”，多少由于机缘——出版时恰逢“北京文化热”。后来“北京”、“城市”热度不减；而对于农村的关注度却在下降。还说《城与人》之后，我至今保持了对“城市”的兴趣，旅行中往往持“考察”态度，对近几十年的“城市改造”怀了忧虑。收入本书所在“系列”中的《世事苍茫》一辑，其中的《城市随想》与纪游诸作，就可以读作“城市忧思录”的吧。 在我的学术作品中，《城与人》是被认为好读的一本。我曾经说起过，学术写作中，我会不由自...